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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民初贵阳三大家族,他们分别有哪些实力?
对于贵阳来说,也算得上历史名城,据说春秋时期的贵阳便属夜郎国属地。而且贵阳向来有“金筑”之称,因盛产竹子,善作“筑”乐器得名。在清末民国之清,贵阳还曾出现了著名的“贵阳三大家族”,这三户人家,一个比一个牛,所谓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说的就是这三大家族了。
华家代表人物华之鸿,经商不忘教育,最终却看破红尘,皈依佛门
贵阳三大家族之首当属华家,因为今天赫赫有名的茅台酒便出自于他们家。当然,若将华家全族发展,人物传记一一描述有点累赘。但可以从代表人物华之鸿来讲起,关于华家的荣耀、发展走向以及最终结局,都在他身上有所体现。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华之鸿从政期间的业绩一般,相反退出政界之后,他的事业才呈现出蒸蒸日上之象。
当时,华之鸿从政界抽身之后最早创办了文通书局。据说总投入约20万两白银,印刷机器都来自于日本。这在当时的贵阳绝对称得上头一份的先进了,家里有钱好办事真的一点也不假。
很快,文通书局便扩大了规模,图书部成立之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图书、仪器等都源源不断的通过文通书局出现在川贵等地。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有目共睹的。
华之鸿在经营着书局的同时,还投资创办了酒厂,也就是茅台酒厂的前身:成义酒厂。众所周知,当年茅台酒是三分天下的,但华之鸿的战略眼光之高就在于是他推动了其他酒家的运作,从而才成就了茅台酒的出名。
1915年,茅台酒走出了国门,在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上,一举成名,从而让世人知道了中国茅台酒,知道了贵阳这个中国小城市。
华之鸿不只是经商头脑好,同时还是个胸有大格局的人物。他非常清醒地看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走向问题,从而出资兴学,办报,让文化实业在贵阳之地发展、振兴。
在此不得不提一下华家的“大觉精舍”,这是华之鸿当年修建的,其占地面积约五千平米之蕊,最高阁楼为25米。
不过,当时受时代发展的影响,军阀混战,华之鸿“平素自奉极薄而性好施与”而惹祸上身。很快自己发展的实业经济被打压、关闭,这让华之鸿大为失望。
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自晚年时的华之鸿已经对现实不抱希望了,他毅然皈依佛门,终日与佛相伴。大觉精舍便是最佳的理佛之地,用来放佛经,讲佛论道,放佛书,开僧舍等等。一直到华之鸿去世,他的佛舍就变成了后来的贵阳职工中专。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大觉精舍已经是贵阳文物保护单位了。
唐家清云直上,后代子孙高官厚实禄直到民国,可惜唐家公馆今已衰败
如果说华家银子多来自于经商,那就不得不说一个官运亨通的家族:唐家。人家唐家经商能力一般,可为官却青云直上。这就是不同人不同命运的说法吧,各精一道。
唐家也是官宦世家,最早的从官记录似乎是起于清朝嘉庆年间的。唐家前辈唐源准当年凭着自己的学问出道,成为嘉庆朝的举人,一点一点积累,最终做到了钦州知州的位子。
有了唐源准在前开山拓路,他的儿子为官就方便多了。唐树义在父亲唐源准之后,很快就成了唐家光宗耀祖的人物:官至湖北布政使。最为重要的一点,当年唐树义的儿女亲家就是张之洞。
不管是出于唐家人自己的能力,还是朝内名臣的提携,反正到了唐家孙辈唐炯时,他就是云南巡抚了。俗语说青出于蓝,很快,唐炯的后代以更加夺目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唐尔锟于民国时期任贵州护军使,他的弟弟唐尔镛为北洋教育司司长,三弟尔铜为中国银行总行长,四弟唐尔铭是任安顺专员。
看看,满门清一水的高官,难怪人家都说唐家“顶子”多,这官帽一顶比一顶大,一顶比一顶高呀。
虽然唐家世代为官,也没忘记涉足商业,当年就与华之鸿一起办过《黔报》,还自己开创了“同济堂”的药店。与此同时,唐家兴办私塾,只是比起华之鸿,唐家在文化产业上的名声被官声盖过去了。
那唐家的公馆在哪里呢?其实除了人们都知道的唐公馆,据说座落于贵阳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的蔡家寨成山别院才是唐家老屋。所以只要到蔡家寨打听一下,没有人不知道成山别院的。
但世人皆知,中国曾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因为这场运动,很多被称之为文物的单位受到了损毁。唐家因其出身,也不能幸免。
所以,如今再走近成山别院,已经完全没办法从中看出昔日唐家之显赫了。那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已经处于摇摇欲坠之间,虽然门前被立上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可唐家的成山别院还是衰败不堪。
高家的显赫,石板铺出贵阳第一街,高家名气有多响,花园就有多大
所谓民以食为天,不论你做多大官,挣多少钱,没有饭吃那都不现实。大概正是因为了解了这一现实,所以贵阳高家便走了与众不同的发家之路:置办田产。
二、现代语言学分为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哪些贡献
中国现代化语言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清末至北洋军阀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末):
这一阶段从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至1906年章炳麟明确提出以“语言文字之学”取代“小学”为止。
主要贡献: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法的著作,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清末白话文运动中,以维新人物黄遵宪、裘廷梁、陈荣衮等为代表。有 黄遵宪1887年的《日本国志•学术志》,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陈荣衮的《论报章宜改用浅说》等。
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有1907年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1902年,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章炳麟1910年的《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文始》、《新方言》,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1918年,陈独秀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鲁迅的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1923年)等。
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至1949年。
贡献:方言学以1928年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为起点; 语法学以1936年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为起点;修辞学以1932年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为起点。有杨树达的《词诠1928年张世禄在介绍西洋语言学理论方面,1931年出版《语言学原理》,1934年出版《语言学概论》,还有裴学海的《古书虚词集释》1932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法纲要》分别在1938、1944和1946年出版,吕叔湘的《文言虚字》1944年、《中国文法要略》等。
到此,以上就是小编对于文通运动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介绍关于文通运动的2点解答对大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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